在人权理论看来，人格价值及社会、平等诸因素是人权的重要根据，而自主性、福利和自由则是构成了最高层次的人权的一个三元组合。
礼所表现出来的约束人心、规范行为、忠君孝亲、禁暴止邪、彰善瘅恶等方面的作用，不仅说明礼已成为国家的执政之要，而且也受到了百姓的信守。从汉唐算起，中华法系影响周边国家达千余年之久，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罕见的。
周边各国也是专制主义的王朝，因而也接受了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建设，只是根据国情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动而已。儒家提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五常，也是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中华法系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中华法系产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是古圣先贤智慧的融合和治国经验的结晶，从来没有受到外国法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民国时人曾经自诩中华法系是最纯洁的法系。比较法学的任务就是对各国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以便于理解、适应与运用，借以服务于各国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构建新的中华法系 （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的衰微导致中华法系的解体 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不断地接受不平等条约，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时至今日，日本学者、韩国学者研究唐律、大明律者仍大有人在。对此现有的司法实践存在用力过猛的现象。
实际上数据的价值并非来源于额头流汗和投入，大多数是来源于因为数据具有相当规模而具有的商业利用价值，只有突破一定的流量临界点，这种价值才有可能迸发出来。二是个人信息的范围过于宽泛，难以都认定为人格利益。1.人格利益说 人格利益说分为隐私权说和具体人格利益说。这一点可以通过法律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来获致理解。
当代网络企业的市场生存依赖于技术、商业模式、劳动力和数据等多种要素，其中数据作为经营要素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
二是数据安全法在上述体系中，应如何定位，如何处理与相关法律的关系。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业态的发展，分享的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出来，而控制的理由在法律上则更趋严格，其实现则依赖理论判断的明晰和技术设计上的实用。GDPR主要是通过高额罚款来预防和阻吓，并没有涉及任何私法救济方式。欧盟立法则另辟蹊径，通过1996年生效的《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的指令》，在著作权之外赋予数据库控制者特殊权利获得法律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信息支配为核心的权利(束)既不能完全以隐私保护来解释，也保留了财产化的可能，近年来国外学者倡导的个人信息财产性理论同样是建立在个人的信息控制基础上，如英国剑桥大学乔舒亚·费尔菲尔德教授近年就倡导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从财产权角度予以保护。当今数据权利理论的出现针对的主要是互联网技术下数据的运用和流通的问题，而非适用于所有的信息领域，那么这种数据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又源自何处？实际上，通过数据权利化这种强保护方式来保护相对局部的数据利益，忽视了数据本身的分享和流动的惯常性存在，以及数据排他性占有的现实困难。后者则包括企业就所控制的数据与他人进行交易。从对个人信息保护空前严苛的欧盟GDPR，到纷繁芜杂的数据权利化理论主张，再到国家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的主权争夺……种种尝试都在力争锁住数据流动的关节点，在人我界分间建立可控的数据利用秩序。
2.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属保护 由于知识产权方式不能足够应付复杂的企业数据利用和交易问题，理论界更多地呼吁建立数据财产权来保护企业数据，即将企业数据当作财产关系的客体并于其上建立财产权利结构，以解决数据流转的权利基础。在现有的法律中，个人信息无疑包括隐私，且保护公民隐私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点目标，但个人信息的范围远远大于隐私，若将个人信息笼统称为独立的人格利益，那么如何处理与隐私的关系便成为难题。
[37]又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则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提出设计原则、选择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强化对数据收集和利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全方位的控制，甚至对企业内部的例行工作和日常事项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自决本身而言，受限于信息获取等因素，个人常常会在无知的状态下做出决定。
三是个人信息权观点(包括具体人格权观点)不能解释的是，为何这一具体人格权或独立私权在私法上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针对此种二元界定主张，就个人信息是否成为人格利益，上文已有评论，问题在于个人信息是否能够成为财产权的客体 这种理论主张主要是基于大数据财产价值日益显现的社会现实，力图使作为信息之源的个人数据的财产价值得到保护。如上文所述，对这种状态的保护仍然无法采用对数据本身的确权等强保护方式来实现，采用事实控制+交易的弱保护模式更为合理。但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介质和信息的关系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比特为单位的数据作为信息的外在表现元素和基本度量单位，使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对应和转换变得即时和直接，它们依赖于一个更大的、全球互联的网络介质系统，数据作为介质的一部分与信息取得了直接的联系。数据概念可以在多个意义上使用，且与信息概念有一定区别。这种论断似乎浪费了学者在精深的权利理论方面的大量努力，但却更切合实际，其原因如下：一是数据问题虽然是信息问题在互联网数字系统上的延伸，但问题在于，现今我们面临的数据信息问题在非数字化领域并不一定存在，故在理论上应避免将数据问题扩大到所有的信息领域，而应将上述数据问题局限在互联网系统中。
[20]我们很难想象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与高铁公司的高铁运营数据能统一在数据所有权概念下获得同样的规制。实际上从网络蓬勃发展以来，用户自愿贡献信息、网络平台撮合信息、搜索引擎提供链接和网络企业之间跨界流量互享等等现象就广泛存在，这些网络信息分享常态充分体现了信息的互惠原则。
美国立法一直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使用隐私的概念：从1999年到2002年，提交两院的个人数据立法草案中，绝大多数都在草案名称中出现隐私概念。其三，企业数据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也不好确定。
信息的公共互惠原理则颠覆了上述工业社会的基本法则，因为就像传真机或电话的普及会增加传真机和电话的价值一样，网络的价值来源于数据的充足和普及。将数据客体化和权利化并未能真正契合数据价值的来源和运作方式。
人类在历史上解决信息匮乏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媒介的扩展和革新来创造和传输信息。但是如果免费从用户那里收集来的数据都能成为企业的私权，那么如何理解政府公开社会公共数据的行为呢？政府将权利转移给所有人了吗？因此，引入‘数据所有权非但不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现数据访问，反而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尤其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言。(一)分享和控制理论结构下数据系统操作规则的基础价值 以数据的分享和控制作为数据的理论和立法结构，有效避免了将数据的法律理论置于一个相互割裂甚至矛盾的状况之中。[49]这种观点实际上不赞成原始数据之上存在某种权利，而强调数据产品的保护的正当性。
另外，不同于其他传统公共品，在技术上尝试对于无形的信息进行私有化的可能性甚微。[40]这种现实发展趋势体现了社会尝试驾驭和驯服电子数据这一新生事物的努力，有时是合理且有成效的，但并没有做到驾轻就熟，其原因在于，上述努力带有浓厚的将数据比照现实物质看待的客体化思维痕迹，也未能真正揭示将数据控制限于数字技术系统的真正目的和要求。
[46] 基于以上分析，个人数据保护程度在立法上应进行合理的限缩：一是立法不应强调抽象的一般性预防原则，而应适度简化数据保护的强度和广度。其原因在于，数据可被知晓或分享的门槛较低，采取强保护措施无异于阻止数据的流动，阿罗的信息悖论(Arrow information paradox)较好地阐明了这一点。
[32] 其三，个人信息保护主要适用于个人与网络平台的关系，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其他场景下的个人信息使用和分享领域，且其立法目标一直不甚清晰。由于企业对自身数据收集和利用本身并不需要法律确权来实现，只存在排除外界的破坏和干涉的需求，故对企业数据保护的主要任务便是维护企业对数据控制的现有状态，以维持相对的数据鸿沟存在的状态。
[42]又如在百度与大众点评网的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请求，认定百度构成不正当竞争。对此《德国著作权法》第87条规定了用邻接权来保护通过实质性投资而建成的大型数据库，以此补充汇编作品保护的不足。德国学者也将数据实际控制和访问规则作为数据纠纷解决之主要依据：通过技术保护措施也可以排除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数据访问。二是数据工具系统的网络化使信息的生成、分享和控制过于直接和高效，这种特殊形态决定了传统社会的信息控制之道无法适用于网络环境，故在特定的数字化环境下，用户或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自我控制数据是建立基础数据秩序的基本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访问和操作规则来评判当事人的行为正当与否就具备了基础法律依据。
在信息领域重要的是信息供给和分享服务，而非财产交易。2.从私益保护面向到公益保护面向 从数据与私人的关系入手展开数据法理论体系，必然以考量私益为先，这种思路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数据公共性本质而衍生的公共目的的普遍性。
至于私法上的损害赔偿是否构成，还需要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但是互联网世界中的信息互惠比传统的财产馈赠和帮助行为更为广博，因为网络参与者甚众，甚至跨越国界，且用户大多处于匿名状态，故适用于局部社群的互惠约束机制可以适用于社群内的传统信息交流，却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网络的信息互惠。
GDPR生效后学界和产业界都在质疑其对于个人数据控制是否过于严格。这部法律与《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定位数据安全法无疑会成为首要问题。